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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政策法規

靈活用工平臺是否存在風險?

發布日期:2023-04-18

來源:北京點米科技一站

   據業內專業機構測算,2019年國內靈活就業市場規模已達4787.69億元,年均復合增長45%。受疫情影響和政策推動,靈活勞動力需求持續上升。據測算,2020年國內靈活勞動力市場規模將達到7258.2億元,滲透率為8.24%。

  在《中國靈活就業發展報告藍皮書(2021)》中,2020年中國企業采用靈活用工的比例將達到55.68%。可見,靈活用工潛力巨大,對國內經濟發展的影響日益突出。另外,靈活用工在共享經濟領域更為普遍,因此服務于這種模式的平臺形式迎來爆發式增長是合理的。

  目前,艾肯、艾克員工、云賬戶、信孚社、博格、卓越、邦達、億云、邦漫、仁聯等年收入超過100億元的全國性平臺,為2億多人提供了共享經濟的靈活就業服務。其中,2020年行業龍頭平臺收入將達到380多億元,個稅約25億元,將緩解6400家平臺企業的就業壓力,幫助1000多萬勞動者脫貧。在疫情防控常態化下,共享經濟服務平臺在新發展模式下暢通國內經濟周期、促進就業、保障民生、減輕企業負擔、鞏固稅源等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同時,平臺服務業同質化競爭加劇,臨時性稅收優惠政策難以為繼,平臺經濟國家監管力度加大趨勢顯現,大數據信息安全風險頻發,這些都成為靈活用工平臺健康發展過程中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如受自貿口岸優惠政策影響,截至2020年8月,海南省已有200多家平臺企業獲得稅務代辦資格。但在海南省稅務局開展的后續清理整頓委托代收專項行動中,60多個靈活就業平臺委托代收協議被終止,退出率高達30%。整改原因包括:平臺業務風險控制不規范,平臺業務涉嫌違法違規,公司積極申請退出,同一股東在海南省具有多重資質。

  在全國范圍內,天津、湖南、河南、海南、山東、浙江、江蘇、遼寧、江西、安徽、甘肅等10多個省的地方稅務機關已授權1000多家企業開展委托代收業務。其中,一些平臺企業為了利益頻頻觸碰監管底線,因此不少地方暫停發放委托代收資質證書,并開始陸續清理處罰違規平臺。

  靈活用工服務平臺

  通過考察;靈活用工服務平臺風險頻發的特點和原因,發現問題并不局限于稅費的征繳。核心是新興法律關系與現行法律規范之間的沖突,以及在新互聯網格式發展初期的實施,表現為產業數字化或數字化工業化對法治實施體系和政府治理能力、水平的嚴峻挑戰。進一步結合共享經濟服務平臺的主營業務,如智能納稅申報、保險支付、業務分包、牌照辦理、身份驗證、收入結算等,主要風險源可分為三類:稅收征管,勞動保護和數據安全。

  1稅收征管風險。

  作為靈活用工平臺最重要的風險控制點,雖然宏觀政策環境更具包容性,但從嚴格意義上講,多數服務平臺難以滿足合規要求。問題的癥結在于,現行稅收法律制度在立法文本、稅收征管實踐、中央與地方關系等方面存在阻滯,導致地方在稅法適用上存在明顯差異。區域間的稅收競爭加劇了國家平臺向“稅收洼地”的轉移。再加上稅收優惠制度復雜多樣,難以完全消除服務平臺企業逐利性質下的監管套利。

  因此,建議盡快系統協調中央與地方財權分配的差異,補充和細化中央與地方稅收授權的法律依據,規范地方間財政收入轉移,堅持依法治稅要把中央的稅收管理政策落實到地方。同時,要制定和實施科學合理的相關政策,因地制宜,設置地方政府稅收優惠期,以轉移支付的形式平衡地區財政收支,維護地方稅收競爭的公平性。

  2勞動保護風險。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迅速發展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新經濟的迅速發展,非接觸經濟的新形式、新產業也在迅速發展。相關行業個體勞動者的數量和需求都在上升。

  在實踐中,通過靈活用工平臺聚集的大量勞動者與其平臺存在著合作關系,而不是勞動關系或勞動關系。雙方類似于“合作共贏、風險共擔”的市場主體。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現行勞動法關于保護職工權益的規定,特別是騎乘、保潔、裝修等高危職業,難以直接認定用工責任,導致勞動爭議頻發,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因此,針對零工分擔模式,有必要厘清不同情景下個體勞動者的收入來源、職業類別、責任分配、侵權救濟等勞動要素,明確個體勞動者與服務平臺之間的權利義務邊界,并對平臺責任的類型和限度進行判斷,以納入現行勞動法律制度作為補充。

  同時,對于靈活用工服務平臺,要區分工作環境,建立符合勞動者基本權益的合作協議。特別是對于高危職業,服務平臺原則上應向勞動者個人提供勞動合同,并在注明相關勞動責任風險后提供。二者最終由實際工作承擔者確定,臨時工服務平臺應履行提前告知義務。

  三。數據安全風險。

  靈活用工平臺在對接C端、b端和g端的過程中,存在信息泄露風險,存在非法使用其收集、使用和管理的個人隱私、商業秘密和國家安全數據的風險。特別是靈活就業平臺通常能夠訪問敏感數據,這對于稅務、社保等普通平臺來說比較困難,因此其數據安全義務應該更加嚴格。

  因此,對服務平臺可能涉及的敏感數據進行分類分級治理,要注重在數據收集、分析、開發和共享過程中,切實保護個人隱私、商業秘密、國家安全等數據信息,制定和優化符合個人利益、商業利益、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數據分類標準和流量規范。同時,政府部門和平臺企業要對現有的數據處理技術和業務人員的資質、能力進行評估,建立符合實際運行需要的科學、規范、有約束力的機制和程序,并重點測試區塊鏈的基礎設施和控制節點等輔助工具,補充企業內部數據管理協議的機制盲點。

  當然,保障靈活用工平臺健康發展的法律手段并不局限于事中事后的監督和救濟。要注重事前防范和風險控制,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建立社會信用評價機制。也能有效緩解服務平臺開發過程中的痛點和堵點,如陌生群體信任度不高、征信成本高、失信難以恢復等。

  靈活用工平臺作為一種新的業態、新產業、新模式,在推動國內經濟周期、釋放靈活用工模式的商業動能、有效配置勞動力資源和社會公共服務資源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要保持科學審慎的監管態度,支持和規范其健康發展。